第一部分

AFRICA

我们走出迈亚伊希(Mai-a-Ihii)，把他的铁皮屋抛在身后。我们沿着达戈雷蒂(Dagoretti)路走下来，沿途闻到了市场和四个屠宰场散发的的血腥味。当经过腐烂的废弃尸体堆时，我屏住了呼吸。有时在达戈雷蒂，鲜血顺着路边流到排水沟里。今天，我们前往山和开阔的道路，对此毫不在乎。
我们绕过基比库(Kibiku)森林，向右转驶上恩贡公路，然后经过破败不堪的恩贡(Ngong)小体育场，那里唯一的设施就是供牛吃草的草地。我们飞驰而过肯尼亚电力和照明配电中心，正是它让我们不得不购买蜡烛，以应对来自电力公司突然带来的黑暗。我们一路疾驶到森林线公路上，右转穿过恩贡镇，避开了过马路的流浪山羊和随时停下接送乘客的各色各样的出租面包车。混乱过后，我们走上了开阔的道路，进入恩贡山。

我死前的最后一次骑行？

它肯定会在这些山丘上。我头顶是蔚蓝的天空，我脚下也从城市的喧嚣变成了乡村的野趣。你可以举起双手，远离车把，像赛段冠军一样胜利地向上伸展双臂。你的双手将冲破天堂的地板。我死前的最后一骑行？带我到这里吧。

他是基库尤人,而我正在追赶他。一如既往,基库尤人的土地在无形的缝隙处戛然而止,现在这里成了马赛人的领地。马赛人命名了恩贡山 。传说中，一位巨人从乞力马扎罗山跌跌撞撞而来，头颅冲云霄。他重重地摔了下去，四根指节在地上留下了深深的凹痕。就有了恩贡山。就是这四座山峰。我们正沿着山脊骑行，他和我在巨人的指节上相互追逐，我16岁。常常心游天外。我梦想着伟大的比赛，不过我得先追上他。

我们沿着这条棕色、干旱、起伏的山脊疾驰了二十公里。在兰维亚角，你可以看到公路蜿蜒向前延伸数英里，这里风景最美。著名作家凯伦·布利森（著有《走出非洲》）的情人丹尼斯·芬奇·哈顿就长眠于此。幸运的人啊。能在此地长眠真是绝佳之地。致敬。随后，我们将前往东非大裂谷。

在山上的一段时间里，我曾以为自己或许能超越他。我疯狂热爱爬坡。他被我甩开了一两次，但总是又把我追了回来。

一路向下，一路向下。马加迪公路是从我旧学校班达(Banda)附近的兰加塔绿郊蜿蜒环绕而出,但从迈亚伊希来,我们只能经过开基赛良( Kiserian)熙熙攘攘的街边市场走后再和马加迪公路汇合。我们正踏入东非达裂谷。我们一路越来越低，越来越快。经过繁忙的翁加塔隆盖镇(Ongata Rongai)。继续前行。公路在乡间蜿蜒曲折，长长的笔直路段和大回环弯道将我们从两千米的高空带到六百米的裂谷平原。

下坡。没有痛苦。回家的路上小腿会抱怨，不过此刻，真的很有趣。这是上瘾的快感，我们是自己节奏的快乐奴隶。我们存在于自己的韵律之中

既然城市已在我们身后，我们可能在这里看到任何东西。很明显，我们来到了马赛人的领地。经过奥尔特佩西村(Oltepesi)时，我们在穿着传统红shúkà的当地人中格外显眼。我们继续前行。

这条路就是大自然的额试镜录像带。看！水羚，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我们还可能会看到豹子。迪克迪克羚羊(Dik-diks)，这种在这一带常见的小型羚羊，蹦跳着消失在带刺的灌木从中。 疣猪和狒狒，大羚羊、黑白相间的斑马和优雅的长颈鹿。

人们仍声称在这片区域偶尔能见到狮子。但今天没有。除了我面前这个头发像麻花辫似的家伙。在意大利他们叫他“莱昂内·内罗”。黑狮。我正在追捕黑狮。

我们经过一些鸵鸟，它们的腿很长，但是肌肉不比我的粗壮，如果我向莱昂内·内罗和那帮小伙子提出这一点，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我的，但这是事实。

我和他只是从这个世界里疾驶而过。这可不是什么裂谷观光之旅，我们可是赛车手，我在追逐他，他是我的猎物，他像鬣狗一样一直咯咯直笑，因为他知道我永远追不上他。我可没他那股劲儿。他浑身肌肉紧绷，仿佛把成千上万英里的道路和山丘都压缩在了里面。用他的后轮戏弄我。一会儿你瞧见了，基贾纳，一会又不见了。

我赢不了他，但又离我足够近来嘲弄我。

我们往下走去，四周愈发寂静，也愈发闷热。我们越往地球表面的这个凹陷处深入，就越像置身于熔炉之中

当我们抵达终点时，我们会一起休息，一起欢笑。终点是马加迪那片月球般的景象，那里有盐壳覆盖的海岸和沸腾的苏打湖。会有被惊起的火烈鸟，它们像粉色的棉花糖般在空中飘荡。而我的母亲会在一两个小时后开车跟上，给我们带来食物，让我们恢复体力，然后我们再踏上回家的路。

我知道他。他会说：“把你的自行车放到你妈妈的车里，跟她一起走。这么长的路爬回家不适合你，小伙子。”

他了解我。绝无可能。

我们继续疾驰。路上有两个危险：疯狂的司机和坑洼不平的路面。这就是非洲。我们担心吗？从不。

事实上，我已经把头盔摘下来了。我本不该这样，但酷热就是我的借口。头盔系在我的车把上，用扣子扣。他甚至都没穿骑行服。他穿着一件 T 恤，一条运动短裤，还有一双运动鞋。而我却穿着全套的比赛装备。他喜欢这样。

车里的人把头探出窗外。瞧瞧那个瘦骨嶙峋的小骑车人，正努力追赶那个骑自行车的拉斯特法里教徒！哎呀，上帝保佑他！看！

我在想，在去恩贡山的爬坡路上我没能甩掉他，但也许让他的老腿有些吃不消了。要是我出其不意，能在那长长的下坡路上甩掉他吗？

我每次做出动作，他都会回应。我靠近到足以蹭他风的程度，但当我往上跟时，他早已加力离开了。

我们驶上了一段坑洼不平的路。到处都是坑洞、裂缝和凸起。我们开得很快。要是谁慢下来，谁就输了。我们猛踩油门。突然“啪”的一声，我的头盔在颠簸的马加迪路上撞到一个小坑时松开了卡扣。头盔往下掉了几英寸，撞到了我的前轮，使车子猛地向一侧偏去，朝他撞了过去。

他径直骑了过来。头盔卡进了前轮。前轮一下子停住了，后轮猛地从路上弹起。他和自行车就此告别。他以每小时六十多公里的速度被甩到了路上，像一枚长着脏辫的导弹一样飞了出去。

多远？他说五十米。我不太确定。那样的话，他可能已经进入坦桑尼亚领地了。反正飞行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怎么在马加迪公路下行的沟槽上着陆。

他先是肘部和膝盖着地。路面从关节处和身体前部大片大片地撕扯下他的皮肤。到处都是血。单是他的膝盖就惨不忍睹，看上去就像两只年轻狒狒的屁股被移植到了上面。

我感到害怕，又觉得内疚。愚蠢。恶心。我把瓶子里剩下的水都用上了，试图给他清洗伤口。这无异于想用创可贴堵住马加迪湖(Lake Magadi)。他很平静，但我们俩都在酷热中汗流浃背，我知道他的汗水正肆意地流进那道道血肉模糊、触目惊心的伤口里。

我们在路边坐了十来分钟，二十分钟。我和他道歉。他用手挥开。 每次道歉，他都挥手挥开。

也许妈妈会开车过去救我们,就这样吧。

我们就坐在那里,最终他又小心地站起来,回到他的自行车上。一个受伤的约翰·韦恩爬回到他的坐骑上。

这太严重了。

“停!我可以骑我的自行车载你,我可以载你。”

他的带有责备口气嘲笑道。

“你现在成什么了?一个杂技演员吗?我们骑车吧。”

几个小时之后，妈妈在马加迪找到了我们。她如履薄冰的儿子和他的导师，受伤的狮子。

妈妈想马上开车直接送我们赶回内罗毕。他协商出一个折中的方案。我们去了马加迪的医院。苏打湖孕育了一个公司镇,镇上有一家医院,他们用绷带将他裹得像个木乃伊一样。我们在湖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过夜。

早上,他不肯上车,所以他和我骑上车。我满心愧疚,我发誓,难受的仿佛能感受到他的一些痛苦。

不过，那个缠着绷带的家伙骑得可真卖力。一路卖力地骑上通往基库尤的漫长陡坡，再骑回家。骑得那么卖力，让我明白了得需要付出多少努力。骑得那么卖力，让我忘却了内疚，甚至还想再进攻他一次。他带我在山上骑行。我们还进行了一些短距离冲刺。他也陪我一起冲刺。他教我。整整几个小时，他都在教我。

我们到了迈阿伊希。我们把自行车抬进一排两居室铁皮屋的走廊上他那间两居室的铁皮屋里。

我应该回家，但他知道我不想回去。

我们坐在一起，彻夜长谈，聊着往昔的赛事和车手。

“明天再来？”大卫·金贾在我睡之前对我说。

“好！当然。”

是的。

我是克里斯·弗鲁姆(Chris Froome ) , 我是个职业自行车手。不过在此之前，我是个怀揣着大梦想的瘦弱少年。

我的童年是在内罗毕城外的一所房子里度过的，那所房子位于城西南二十公里处，坐落在一个叫卡伦的上流住宅区。卡伦最著名的居民是卡伦·布利克森(Karen Blixen)，尽管有人小声嘀咕说这个住宅区是以另一个叫卡伦的人命名的，但大多数人认为这个地方是以那位丹麦女子的名字命名的，她嫁给了自己的表亲，来到肯尼亚经营一家咖啡种植园。

我们周围的住宅庄重典雅，长长的车道和坚固的大门将它们与外界隔开。在《走出非洲》中，卡伦·布利克森将我成长的这片土地描述为“非洲经过六千英尺的蒸馏，就像一个大陆强大而精致的精髓”。她对这片土地的描述没错，但在这片土地上建造的房屋以及居住在这座城镇的人们却一点也不非洲。

凯伦镇过去主要是英国人的聚居地，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许多美国人、德国人和日本人也来到这里定居。镇上也有少数来自新兴黑人中产阶级的居民，但这里主要是一个富人区，是与这座不断扩张的城市及其庞大的贫民窟隔绝的避风港。

我最早的记忆来自我们在卡伦的那座大房子，叫“风岭”。我们有一个舒适、面积不小的家，我和我的两个哥哥乔纳森和杰里米都有自己的卧室，他们分别比我大七岁和九岁。他们十四岁时被送到英国去上拉格比公学。至少在我小时候，我们家还算富裕。

我的母亲简·弗拉特 1956 年出生于肯尼亚，在利穆鲁高地长大。她的父母，也就是我的祖父母帕特里克和帕特里夏，与卡伦·布利克森有着相似的经历。上个世纪初，他们从英国的泰特伯被咖啡种植园吸引里来到这里，就像铁屑被磁铁吸引一样。

我的祖父是个典型的形象。那种你可能在电影里看到或在书里读到的祖父。他参加过战争，至少他是这么跟我们说的。他在二战期间服役，在肯尼亚还为英国人对抗过茅茅党，那是一群由基库尤族人组成的激进组织。

他给我们讲一些并不适合孩子听的有趣故事。这些故事是从成人世界偷偷传过来的禁品，不过正因如此，我们才更爱听。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是关于爷爷在丛林中因为饥饿太厉害，最后吃掉了他的驴。几位战友在荒郊野外找到他，他们也饿得不行，结果大家一起开动了那头驴。这个让爷爷很不高兴，因为那头驴是他在整个战争中最亲密的伙伴。我一直不太清楚他当时是什么军衔，或者他在那个时期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和那头驴一起旅行——应该不是间谍吧。

祖父是个狩猎和垂钓的狂热爱好者。他教过我们这两项技能，但猎鸭才是他的看家本事。天晓得他当年在肯尼亚的森林里骑着驴子四处搜寻时用的是什么枪，那枪让他失聪了。他戴着助听器，可怜的人啊，我和我的兄弟们（主要是我的兄弟们，因为我胆小）会拿他开些玩笑。我们会在餐桌旁默默地互相打手势，装作开怀大笑的样子。祖父被排除在外，因为听力障碍而感到沮丧，他会拼命地调试他的助听器。他一调，助听器就发出刺耳的啸叫声。等他把助听器的音量调到最大，我们就开始扯着大嗓门说话。

他会像听到突然的枪声一样猛地往后退。

“别喊了。没必要喊。”

在卡伦长大，我们没有什么像其他地方那样的日常娱乐活动，甚至常见的家庭宠物也没有。记得六岁时，我有一天穿过我哥哥的蛇圈，那基本是个齐腰的坑，上面盖着铁丝网。我注意到，我最喜欢的宠物兔子的后腿正被那个杰里米那条十二英尺长的巨蟒叼着。我曾养了好几只兔子,但这只我自己驯养过的,我可以抱起来，可以随身携带的兔子。它几乎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在任何地方都能认出他的后腿，但这是我最不希望看到它们的地方。事实上,这是最后一次看到它的地方了。就像我的大多数宠物一样，它有一个斯瓦希里语的名字,但现在它只是“午餐 ” 。它在那里，即将被消化。我知道他不可能自己找到进入蛇坑的路。

我对杰里米非常生气，就拿起一条木板开始猛砸蛇笼。我要在覆盖着蛇圈的铁丝网上打出几个洞。我并不是个坏孩子，但如果我不能如愿以偿，或者有人惹我生气。又或者我最喜欢的兔子被当作蛇饲料，我就会大发脾气。

我的兄弟们总是尽力把这个坏毛病从我身上改掉。当然，说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我好。其实他们只是以“善意的残忍”来对待我。他们总是毫不吝啬地给我带来麻烦。我们有几个狗窝，当狗发情时，它们就会被关进笼子里，它们互相靠近。我们还有一只巨大的公火鸡，我不在场的时候，哥哥们就会用它来取乐子。然后有一天，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把狗笼、火鸡和我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娱乐形式。

我们有空气枪，哥哥们会用我喂兔子的兔粮当子弹去射火鸡。那些颗粒正好能装进空气步枪的枪管。所以他们用兔粮打火鸡，把它惹得越来越生气。有一天，这种娱乐不再够刺激，于是杰里米和乔诺不得不即兴发挥。当火鸡被气得发狂时，他们抓住它，把它关进了狗笼。然后他们抓住我，把我和那只疯狂的火鸡一起关进了那个狗笼。

笼子被关上了，然后他们在门上插了一根棍子把门卡住了。火鸡和我差不多高，可能我稍微大一点，但那只火鸡的攻击性却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我当时吓得不知所措，完全无法动弹。它低下头，愤怒地冲向我，暴躁的连羽毛的鼓了起来。它跳来跳去，用爪子抓我，翅膀不停地拍打我，嘴巴也疯狂地啄着我，一切都在同时发生，而我只能蜷缩在狗笼的角落里。

这场景对我的兄弟们来说简直是喜剧，他们会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一幕，笑得前仰后合。只有当我哭得不能自已时，他们才会打开笼子把我放出来。我和火鸡的“对决”通常只有两三分钟。对我们俩来说，这个时间都很足够了。胜利不可避免地总是属于那只红色角落里带羽毛的那个。很幸运的是，我的兄弟们从来没有想到过为了取乐把我喂给蛇。

那只火鸡在杰里米和乔诺回到学校后沦落为我娱乐生活中的“背锅侠”。特别是，火鸡停止了生长，而它狗笼里的“对手”却没有。不，我终于长大了。到了足以反击那只火鸡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也能给它点颜色看看。我悄悄接近它——“卟！“——然后让它追我。反复，反复再来一遍。挑逗它，让它追我，一遍又一遍。我觉得这是一场很棒的比赛。终于有回报了！

我父亲克莱夫( 或我们都叫他诺兹 ) 在英国长大。 他曾经是一个优秀的冰球运动员, 在19岁以下的国家队中参加过国际比赛，但为了在肯尼亚建立新的生活，他割舍了这一切。诺兹从旅游行业开始,不久建立了一家成功的公司,即Flamingo Tours,该公司在肯尼亚专门从事海滩节假日和狩猎活动,将人们带到马赛马拉(Masai Mara)和肯尼亚海岸线完美的海滩的碧蓝的海域。诺兹会从始至终为度假者组织安排整个假日旅行。

除了公司和房子，我们还有一些土地：大概十英亩的样子，两三个围场和一个带网球场的非常宽敞的花园。除了我们的宠物动物园，我们还有泽西奶牛。我妈妈在这片土地上经营着一家奶牛场，所以我们有一个谷仓，所有的饲料都存放在那里，还有一个挤奶区和马厩。我们有两个保姆、一个守夜人里和几个园丁，他们帮忙挤牛奶，喂我们家里的牲畜。

昂贡赛马场是在克伦生活的一大特色，我很小的时候，诺兹养了两匹赛马。对马儿们的记忆非常依稀，因为他们离开时我只有三四岁，但奶牛们留下来了，我们也有一头公牛（千万不要戏弄和追逐它）。我们有鸭子、有鹅、有鸡，还有那只火鸡。我们生活得非常舒适，但仍然具有非洲的野性。肯尼亚是一个神奇的成长之地。然后，这一切突然结束了。

在我五六岁的时候，父母的婚姻破裂了，与此同时，诺兹失去了对公司的控制。

细节对我来说很模糊。诺兹将生意受挫咎于在公司名下有人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从公司名下拿走的一笔大额贷款。 钱被从弗拉明戈账户中提走。 诺兹认为钱是为海外分行拿走的,但钱就是消失不见了。 情况模糊不清。 我的父母同时离婚了,但银行在要求家人偿还贷款时没有表示同情

首先,他们盯上了房子和汽车,然后来了法警。 他们拿走了家具和他们所能从家里带走的任何东西。

我对那段时间有着非常清晰的记忆。我有一辆黑色的小自行车,我会在我们家周围骑,我几乎被焊在上了。每一天,一整天,我都会在我们的车道上和花园里来回骑行，向后踩踏板来刹车。有一条狭窄的泥土路通往我们的车道,我会在那里杨起灰尘,直到妈妈召唤我吃下一顿饭。我的兄弟们已经去英国上学了。这时，诺兹已经离开了，搬到了他的新女友珍妮家，后来他娶了她。我被放任自流

这一天我记得大门是锁着的。

就好像妈妈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是因为法警，还是仅仅是因为诺兹想在离婚后取回他的财产,但我知道我们已经把大门锁上了,因为有人要把我们的财务从家里带走。 那是个周末,我本来要去参加路边一个朋友的生日聚会。。

在锁着的门外停着一辆大卡车,人们已经准备好了搬运货物。我妈妈拒绝让他们进来。 他们僵持不下。我知道这会最好不要去抱怨生日聚会。 我认出了监督这次行动的人是诺兹公司的人。 我变成了这场谈判的送信员,骑着我的自行车上下下,在大门和我妈之间渡轮,传递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消息。

“听着，开门，”那人说，‘’告诉你妈妈我们得进来。”

我传达了这个信息，我妈妈非常难过。她哭了。她威胁要报警干预。我记得我骑着自行车走到门口，严肃地对那名男子说：“她要报警了。”

“好吧，”他最后说，“告诉你妈妈，如果她不开门，我们就把门拉开。”

然后他们就是这么做的。他们把结实的绳子和大链子系在我们的门上，然后把它们从铰链上扯下来。

我母亲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他们一破门而入，她就对我说：“好吧，别担心。上车吧。”

然后我们离开了,她带我去了被邀请参加的那个派对。

“别担心，”我们开车时她又说"我们没事。那只是些‘小问题’。我们回家后会处理好的。我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