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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兹离开了之后，我们只能自食其力了，就剩我和妈妈了。杰里米和乔诺都在英国继续上学。当经济状况开始变得困难时，家族的其他成员帮助资助他们的学业。那时乔纳森已经从拉格比(Rugby)毕业，上了大学。当然，他们对那段时光的有着不同的记忆。
我的直系亲属可能只剩下我和妈妈了，但在成长过程中，我一直和保姆(Ayah)们关系很亲密。在肯尼亚，“ayah”这个词指的是保姆或奶妈，我们就是这么称呼她们的。我们有两个ayah，安娜(Anna)和阿格尼斯(Agnes)。她们就像我的第二个母亲，是安娜和阿格尼斯教会我说斯瓦希里语的。她们都是瓦坎巴人(Wakambas)，这是肯尼亚的一个大部落。她们教了我一些瓦坎巴语的词，但我们主要还是说斯瓦希里语。
安娜有个女儿叫格蕾丝。格蕾丝比我小三岁，我记得我们俩经常在放学后一起玩。我会爬树，试着给我俩搭个绳索滑梯或者秋千，我们一起做各种各样的事。可怜的格蕾丝。我很快就开始对她耍跟我兄弟们对我耍的那种花招。这大概算是某种报复吧。我会稍微吓唬她一下，但我们还是好朋友。我的自行车小了不合适了，我就送给了她，还教她怎么骑。
除了卡伦，内罗毕另一个富裕的地区是朗加塔(Langata)，我被送到了在马加迪路旁的班达学校。这所学校是英国公立学校体系在肯尼亚的一个缩影。班达学校占地三十英亩，紧邻内罗毕国家公园。其中二十英亩是运动场。我们有四个橄榄球场、许多曲棍球场、壁球场和一个六道泳池。一切都非常英式，除了偶尔会有从国家公园逃出来的疣猪摇摇摆摆地穿过球场。班达并不是一所全白人学校，白人学生大约占70%。虽然学费昂贵，但其他孩子都很富裕。
财富或肤色都无法让你摆脱身处非洲这一事实并没有因为有些人多么希望情况并非如此而改变。我记得有一次，我十二岁，在班达，我们从图里的学校打完一场学校橄榄球比赛回来。回程经过了达戈雷蒂，那里有屠宰场，一排排悬挂着的动物尸体，还有血迹斑斑的道路。我们当时坐的是校车，车上只有我们一群学生、一位老师和一名司机。达戈雷蒂发生了骚乱。道路被堵住了，正在进行暴动。
我们的巴士被困住了，后面和前面都有车辆。根本无法动弹。好不容易排到了队伍的最前面，这时一群暴徒围了上来。突然，人们开始摇晃我们的巴士，愤怒的群众把巴士摇得晃晃悠悠，还不断在车厢侧面猛力敲打。
我又回到了那里。我坐在过道旁的座位上。人群没有打破窗户，但他们在试图推车门，我们的大块头橄榄球教练把自己卡在了楼梯上，用力抵住门不让任何人打开。就在这时，司机一侧的车门突然被猛地拉开。有人把他拽了出来。他是个来自肯尼亚瓦卡姆巴部落的黑人，这对他来说可能很危险。他被从车上拖下来时，从座位底下抽出了一把武器。在肯尼亚，我们称这种东西为“panga”，类似大砍刀，有着粗大的木柄和更大的刀刃。挥一下就能造成很大的伤害。我们甚至之前根本不知道车上有这东西。他们把他拽出来，他本能地抓起砍刀，接着他们很快就放开了他。
他跳回公共汽车里,转过身来,脸上露出得以的笑容,为他吓跑了他们而感到非常骄傲。 我们这些孩子们都喜欢司机这样做。我们欢呼鼓掌,随后我们继续上路。
在班达,我注意到一件让我困惑的事。似乎每个人都有保姆,但几乎没有一个朋友能像我一样讲斯瓦希里语。我总是觉得很奇怪。我的一些朋友甚至无法把斯瓦希里语的两个词拼凑在一起。我想这也许说明了卡伦或兰加塔的生活有多么封闭与外事隔绝。
“哇,”我说,”你在这里生活了这么久,你甚至连瓦希里语都...."
安娜和阿格尼丝不会说英语,所以用斯瓦希里语和她们们说话是自然的事情。 其他人家里请的保姆会说英语，或者多少会一点英语,但在我们家,我妈会说斯瓦希里语,诺兹和我的兄弟们也是。 如今在我的生活中,人们觉得我说斯瓦希里语很不寻常,但成长过程中，却从未意识到这一点,没有人告诉我我必须学习。它就自然而然地学会了。 比如,当我从学校回家的时候,我会直接去马厩,或者和农场里的男孩穆特赫可一起玩耍,帮助他挤牛奶或者和他聊聊生活。 我们总是说斯瓦希里语。
安娜和阿格尼斯在我处境艰难时总是对我呵护备至，而语言相通使她们能够畅所欲言。
我父母的事业和生活都迅速地陷入了困境。他们欠银行一大笔钱，房子和财产根本不够还。很难想象Flamingo Tours怎么会这么快就垮掉了。估计当时有一百多名员工，一夜之间全都失业了。诺兹还在监狱里待了几个晚上。他们把他抓去审问账目，我想他们以为他可能把钱藏在什么地方了。虽然没有对他提起指控，但公司倒闭的消息当时可是个大新闻，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
妈妈和诺兹还在同一屋檐下还没有搬出去时就已经离婚了。那是一段艰难的日子。我的卧室离他们的房间最近，诺兹搬出去之前，我曾多次在半夜被妈妈冲他大喊大叫的声音吵醒。我知道诺兹绝不会打妈妈，但他们争吵起来总是很激烈。有不少饭吃着吃着成一团糟了。我记得有一次，妈妈把一个牧羊人派的盘子朝诺兹扔了过去，还有酒杯。事情总是突然爆发，安娜和阿格尼斯就会迅速把我带走，让他们俩自己解决。
当时我并不太理解这些。我我生妈妈的气，因为大部分时间是她在大喊大叫。他们俩都挺难过的，但在我看来，妈妈才是更情绪化的那一方。诺兹总是保持沉默。他不是那种爱争执的人，但我觉得他只要说很少几句话就能激怒妈妈。他不会大声叫嚷或激动，这反而可能让妈妈更生气。
他们分开后有一阵子诺兹仍住在肯尼亚，但搬到了另一个地方。我有时周末会去看他，或者偶尔和他一起待上一周。但每次去都挺别扭的。我从来都不想让父母碰面，所以每次下车时，我总是要求在路上更远的地方下车，然后自己走过去。
我知道如果他们在一起了，一定又会发生某种冲突。
多年以后，每当有人提高嗓门，我都会感到一阵恶心，非常难受。我至今仍记得，只要听到有人喊叫，胃里就会翻江倒海般的难受。
我七岁那年，诺兹搬到了南非重新开始生活。他这么做肯定很艰难。我知道我母亲一直认为是诺兹从公司里拿了钱，但我不相信他会这么做。他搬到南非后，和我的继母珍妮一起度过了好几年的艰难岁月。他一无所有，不得不从头再来。起初他和母亲一起住，母亲卖掉了她在养老村的房产，才让他们在那里买个小房子。他们从零开始创办了一家新的会议管理公司，头几年都是在家里经营。
诺兹离开肯尼亚的那天，我和继母陪他去了机场。我们到的时候，我在后座睡着了。他说那是他一生中真正哭泣的一个时刻——离开肯尼亚，不想叫醒我，也不知道下一次见到我会是什么时候。直到又过了一年多，我们才再次相见。
诺兹离开后,我和母亲一致同意我们再也不会大喊大叫,至少她生气时不会冲我吼叫。 如果她真的提高了嗓门，那段不好的记忆会再次涌上心头。 协议的内容是如果她生我的气,她会告诉我她在生我的气。她会和我交谈并且告诉我她为什么那样生气，,但她绝不能对我吼叫。
说实话，诺兹离开后，我稍微松了口气。这就是生活，现在我们可以继续下去了。再也没有大声喊叫了。生活并不容易。妈妈没有什么资历，钱也很紧张。我们曾经在外祖父母家待过一段时间，住在他们家的闲房里。我们在卡伦和朗加塔之间过日子，尽管大多数时候，并不用去担心跌入内罗毕的巨大贫民窟，如基贝拉那种地步，我们也还是有自己的难处。
妈妈在别人外出时帮他们照看房子，以此来赚些钱。有时我们会租住在大房子的庭院里的一间小屋。有一次我们照看房子时住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花园，但杂草丛生。我和格蕾丝花了很长时间去修剪草坪，在花园里开辟了一条自行车道，这样我们就可以骑着自行车在花园里兜风了。
妈妈需要一个资格证书，于是决定学习物理治疗。她会在肯雅塔和卡贾多的公立医院实习很长时间。而当她在家时，她似乎花光了所有的空闲时间为即将到来的考试学习。我会坐在那里几个小时专心地给她的工作手册上色，把不同的肌肉群涂上不同的颜色
我学会了自娱自乐。由于妈妈在医院的时间很长，我不得不每天早上很早就被送到学校。虽然学校早上七点半才开始，但我每天早上六点就已经独自一人在那里了。妈妈总会给我准备一份培根三明治或一罐水果酸奶，我会坐在教室外的台阶上等待。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保安开始为我提前开门，让我可以进去坐在课桌前在上学课之前做作业。
关于学业上，我并不出色。虽然我喜欢数字和数学——它们有一个我能理解并享受的逻辑推理顺序。但我有阅读障碍，读得非常慢。我不得不盯着每个字看一会儿，拼命希望能认出它。我很害怕被迫被课堂上朗读。我不能很流利地读出来，总是这样：“和——那——个——人——去——了——到——”。
因为读写困难，我每周六要去特殊教育老师那里补课。即使做专项训练，我依然读得缓慢且记不住内容，过度的专注消耗了全部脑力。需要大量阅读的英语和历史课尤为困难，考试时总来不及读完题目。
由于我的阅读障碍，我每周六都要去参加一个特殊教育老师的补课。我会尽力完成练习，以提高我的技能，但即便如此，我发现自己还是读得非常慢，读完一段文字后也记不住刚读过的任何一个词，全神贯注已经消耗了我全部脑力。英语和历史，这种需要大量阅读的学科，对我来说都很困难，我总是在在考试或者课堂上及时把所有内容读完而垂死挣扎。
我的专注力也差强人意，总爱天马行空地幻想。我总会神游天外，幻想着我当时对某个充满热情爱好相关的事情。蝴蝶曾是我早期的狂热爱好——离我家不远有一个著名的蝴蝶收藏家，一位创办肯尼亚内罗毕蝴蝶中心的蝴蝶收藏家史蒂夫·柯林斯。他让我迷上了蝴蝶，我常去他那里，学习我所能学到的东西。
我喜欢细节，喜欢那种仪式感。我会去捕捉一只蝴蝶，等它死了而僵硬了之后，我会注入热水把他软化。接着，我会小心地把它摆在板上，我知道如何正确地展开翅膀并把它牢牢地安全固定好。每当我们去任何地方旅行时，我都会花很多时间追逐蝴蝶，并试图找到来自肯尼亚各地的不同品种。如果妈妈和我去旅行，我都会带着捕蝶网，去海边或马拉，和任何我们要去的地方。
我真的很享受收集蝴蝶的过程，我几乎记住了大部分不同蝴蝶的名字，甚至是它们的拉丁学名。最稀有、最难捕捉的是各的螯蛱(Charaxinae)蝴蝶，我会用腐烂掉的的香蕉和蚊帐诱捕它们。这是我非常热衷于做的事情。我发现每当我对某个爱好或事情产生兴趣时，我就会完全投入其中，那段时间我几乎什么都不想做，只想着那个爱好。 骑自行车对我来说就是这样。至今依然如此，我很幸运能够把把这种痴迷变成了职业。
蝴蝶爱好确实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至少有两年。骑自行车也一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从记事起，我就一直有一辆自行车。无论我们搬到哪里，和妈妈一起住哪所不同的房子，我都会把周围错综复杂的小路和小巷记得一清二楚。每当我们搬进去新家，我都是那个探路的人。对我来说，去外面探索那些小径是一场冒险，学习所有捷径。我会很快知道怎么走才能更快地到达目的地，哪条路线是最直接的，或者哪条路通往哪里。现在，我在训练时有时会迷路——我已经失去了那种天赋。
我的小自行车用了很长时间，直到我终于长大了。然后我经历了一段骑我妈妈自行车的阶段。那时候我是内罗毕是最酷的孩子。这是一辆前后都有篮子的大号买菜车。我会骑着它四处转悠，尽管那辆车已经很过时了，但是当我在成为一个个小小企业家的一段时间里，让我第一次尝到了靠骑行谋生的滋味。我们那时还住在 Ridge（风岭），那里有一棵巨大的牛油果树，就长在我们谷仓顶上。它其实不是一棵树，而是两三棵牛油果树聚在了一起。我会花几个小时爬上去，收集熟透的牛油果，我会收集满满一篮子。
但那时我根本不喜欢鳄梨。我会把它们放进自行车后面的篮子里，骑着车在卡伦街的尽头来回穿梭四处兜售。我会骑到人们面前然后问他们是否想买这些牛油果，价格大约是五先令（35便士）一个——我的定价体系是很灵活的。有时，我会把我的存货送到一个小小的售货亭，那个小贩卖一些日常品。她守在路边一个小木屋里，卖些糖果、面包、牛奶和其他主食。我会去找他把牛油果换成糖果，或者让他替我把牛油果卖出去。有些日子生意不错，我就能把一些零钱凑到一起，就偷偷放进妈妈的钱包里。
我的两个兄弟都是会计，我小时候总觉得自己也会走上这条路。因为诺兹离开后，我对我们的经济状况比一个孩子应有的更加敏感。学校有拼车接送，几位家长会轮流负责接送孩子，因为学校离家有二十分钟左右或者更久，这取决于交通。每到星期五，我们这一帮孩子可以在回家的路上停下来吃冰激凌。如果那天正好是我妈妈来接我们放学，我会担心她买不起冰激凌，怕其他孩子知道我们家经济紧张。我真的很为此担心。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朋友们一起走进店里，挑选当地生产的冰激凌，因为那些高档进口的冰激凌要贵六到七倍。
我会拿起当地产的冰激凌，然后大声说：“来啦，大家，选这个！”
然后，作为孩子，他们都会看着我，在冰箱里拿翻找更贵的冰淇淋。我感到非常害怕。妈妈总是能想办法来对付生活，但每当想起那些冰淇淋日轮到妈妈负责接送的那天下午时，我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紧张。
这说法可能有些古怪，但在凯伦，我们自得其乐。有那些美好的时光，而且对此我的记忆依旧清晰而明亮。
在周末，只要有时间，妈妈最喜欢的事情之一就是开车去东非大裂谷。我们会朝南开车离开内罗毕四十五分钟到一小时的路程，然后打开车门，踏入另一个世界。大裂谷是马赛人的土地。马赛人是游牧民族，会放牧牛群，但你可以看到他们如何敬仰这片奇特的、干旱的、岩石嶙峋的土地。这里几乎有种沙漠般的寂静，被已经熄火的火山隆戈诺特(Longonot)守护着。
到达那里后，我们会沿着一条土路深入山丘和灌木丛中。含羞草树生长在小河旁，我们爬得越高，走得越远，四周的景色就变得越来越迷人。
妈妈热爱丛林和隐藏在其中的动物，各种声音以及许多不同的树木。例如，每当我晒伤时，她会用那些在干旱少雨地区茁壮成长的小植物的厚肉质叶子中取出的芦荟涂抹在我身上。她会把叶子折下来，用边缘轻轻擦在我的皮肤上。她还让我发现了牙刷树，它有许多有益的特性，人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用它作为天然牙刷。象椒也是一项重大发现，它的果实像许多红色的大象鼻子一样从地里直立出来。我会对那些不知道是什么的人开些小玩笑，说服他们咬一口，然后笑着看着他们的反应，直到他们的嘴开始辣的烧起来。妈妈从不厌倦教我关于丛林的知识。她热爱那个地方的大自然。
我们会丢下车，走啊走啊走，常常跟着小动物的脚印和踪迹走。最后我们会找到一个地方停下，生起火来。把我们带了的肉烤在火上，然后坐下来吃饭聊天。
自行车也开始变成了其中的一部分。那条从内罗毕延伸到大裂谷的路，一直向下，向下延伸到大盐湖——马加迪湖，那里有火烈鸟，湖面上结了一层盐壳，有些地方盐层有三十到四十米厚。
那是一条相对安静的道路，沿途有连绵起伏的大山，蜿蜒延伸到马加迪湖，海拔降至海平面，下降大约有1,800米。妈妈会把我的自行车放到车的后备箱里，我们一离开了内罗毕的市区，摆脱了喧嚣的交通和混乱，我就会骑上自行车，沿着那条漫长的坡道向下骑行。
我爱那样的感觉。车轮的嗡嗡声，路面的颠簸穿透自行车车架传递到我的身体。温暖的肯尼亚空气吹迎面扑来，追逐着汽车穿过马赛的土地，路面在我脚下飞驰。笔直的道路和陡峭的下坡。我会使劲踩踏，加速到令人害怕的速度。
那些日子，那些地方，那些人，一直伴随着我。也许，地理就是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