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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即将从班达学 校毕业的前一年，诺兹和我曾一花了一段假期走访了南非各地的潜在学校。我们主要考察的是寄宿学校。最终我们选定了布隆方丹的圣安德鲁斯学校。
这是段艰难的日子。首先，我到的时间很奇怪。肯尼亚采用的英国学校制度与南非的学校日程不一致，所以我是在学年中期、也是在冬季中期抵达布隆方丹的。我感觉自己就像第二只左脚，格格不入。更重要的是，我冷得要命，简直冻僵了。我只有一床被罩和一件套头衫。一切都让我感到震惊。我完全脱离了自己的舒适区，变得晕头转向。这所学校非常严格，只招收男生，而且主要是说荷兰语的。是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学校。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去教堂做礼拜，很多学生都来自宗教家庭。学校整体的氛围给人的感觉介于军事院校和修道院之间。
在我们的衣柜里，衣服必须以一种极其特定的方式折叠，衬衫里面要放上平滑的纸张，然后按照特定的方式把衬衫围绕纸张折起来。这样能让衬衫看起来完美无皱，这确实是个聪明的招数，但对于我这个养蟒蛇、玩特技自行车的十几岁少年来说，没什么太大吸引力。一切都必须得一丝不苟。
我们两人挤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这对我来说有点文化冲击。我被安排和一个叫克林顿·福斯特的男孩住在一起。他来自博茨瓦纳，这让我很高兴，因为他也不是南非人。他比我早到，而且是在合适的季节来的，所以给我讲了很多注意事项。
总共有四个我们这些外来人：我自己、克林顿、一个叫马克·邓恩的津巴布韦人和另外一个津巴布韦人。我们被安排在一个特殊的班级里学习南非荷兰语，目标是在四五年内通过一些考试。这同样很艰难，但好在一所满是南非荷兰语使用者的学校里，找到帮助并不难。
我们的数学老师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南非荷兰裔人，让我惊讶的是，他只会说几句英语。数学课上，老师用南非荷兰语讲课，大部分内容我都听不懂。尽管如此，数学依然是我最喜欢的科目之一，我向来对数字比对文字更得心应手。有一天，数学课上老师又在气冲冲地用南非荷兰语大声训斥，我完全听不懂。我转过身去问后面的同学他刚才说了什么，可大家都埋头奋笔疾书，我感到很困惑。老师转过身来，看到我在说话，便抓起一块旧的黑板擦，径直朝我扔了过来。擦子擦过我的头顶，砸中了我身后那个我求助的可怜男孩。
有些老师很有创造力。其中一位老师有一根手杖，他还给它起了个绰号叫“Poopytoll”。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大概是想象中的和你的屁股有关。“poopy”是指大便，而“toll”则是像过路费那样。我不太清楚具体含义，也不太在意。
我们学校规模很小，只有几百名学生，但每天早上，我们都会系着蓝色领带，穿着蓝色运动上衣，戴着木制的平顶草帽，面对这个世界。这里既有南非荷兰语的氛围，又带着几分英伦风情。
最难适应的是繁重的体力劳动。我们每周有两次宿舍检查，一次是在放学后，一次是在周末。我们得穿上全套校服，包括运动夹克、帽子和领带，然后站在宿舍门外，等着见检查的到来。规矩很多，不能只是把被子和枕头放在床上就算完事，那简直是罪过。得把枕头和被子收起来，换上一条一尘不染、绝对没有褶皱的被子。褶皱在上帝面前是大忌。我们还得把被子的角折成医院角，折得整整齐齐，边缘要压得棱角分明，简直能割破手指。要是真割破了，那手指就得伸到窗外去。然后，我们得把被子折成完美的 V 字形，再把被子掖好，让床铺看起来特别整洁。我这辈子都没干过这种活儿。舍监会走进房间，环顾四周，然后把床拉出来检查有没有灰尘。灰尘可能藏在任何地方，从窗户到地板，但不管我们怎么拖地、扫地、惊慌失措，他们总能找到。我们准备房间的时间很紧，所以大家忙的不可开交，我们的心也跳的就像要从胸口跳出来一样。我们对那些舍监十分害怕。但他们热衷于自己的工作。他们会像侦探一样仔细搜查我们的房间，甚至伸手摸摸墙角和踢脚板。只要他们的手指上沾到一点褐色污渍或灰尘，我们就麻烦大了。
督导员不管我们房间有多整洁，都会把房间弄得一团糟。他们把我们柜子里的东西都扔出去。甚至把衬衫的纸套都揉皱了，甚至把我们的床翻个底朝天。然后他又会若无其事地走出去。
“好了。半小时后再检查一次。准备好你的东西。”
为了给这种紧张的局面再添压力，我总是站在门外祈祷，希望他们别碰巧发现我藏在门后的“私藏”——那是我上次回家时带回来的糖果、巧克力和饼干。我会把衣服柜子底部的地板板子拧开，把我的宝贝藏在里面。要是被舍监发现了我的藏匿之处，他们肯定会“没收”（然后自己吃掉）里面的东西。
我们这些年轻人还得给年长的人同学打扫房间。我给一位督导员打扫过房间，不过有两三个人轮流做，所以我们是轮班的。
如果宿舍乱糟糟的，或者熄灯后我们吵闹，他们就会让我们所有人做苦工。取决于”活动“来安排地点，舍监会在周六上午或者周日带我们出去。有一次，一个督导员让我们把他连同他的沙发一起抬到外面的橄榄球场上，这样他就能躺在那里看。他坐在他的宝座上，让我们跑圈、做俯卧撑，还有那种折磨人的深蹲，我们得蹲到 90 度，几乎是坐下的姿势。双手伸直，保持这个姿势蹲着，可能要蹲上五分钟，痛苦不堪。我们浑身发抖，可舍监还是拿着棍子过来狠狠抽打我们伸出去的手。
由于当时我们只有 14 岁，稍微一点压力就能让我们崩溃大哭。有几个体重超标的同学根本做不了这些动作，但只要有人停下来，整个小组就得重新开始。这就是当时的心态。
那简直太糟糕了，但那些身体素质不好的男生会成为众矢之的。如果他们在训练中倒下了，我班上的一些同学就会站起来，直接去找他们的麻烦，接着就是拳打脚踢。有的朋友因此受了伤，心灵也受到了极大的创伤。我算是幸运的，因为体型不错，所以没怎么引人注意。
苦役是最糟糕的，但还有些事情是我们在招生简章里根本没被告知的。要是我们哪天迟到了，惩罚就免不了。通常他们会让我们在周末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在校园广场或教堂前笔直地站着，一动不动，无论晴雨。我们得像庞贝古城里的雕像那样纹丝不动。日复一日地这样生活很艰难——但我决心要坚持下去。
尽管布隆方丹的生活艰苦又孤独，但这段经历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在情况不妙时，自己才是最好的依靠，我也找到了自娱自乐的方式。诺兹的生意开始好转后，大约六个月后，我得到了一辆特技自行车，我把它带到了布隆方丹。那时我已经熟悉了那里的环境。其他孩子都有真正的自行车，但对我来说，特技自行车就足够了。我能跳得很高，而且不管我怎么猛摔，前叉都不会弯。我喜欢做各种特技动作，比如转圈和后轮骑。它给了我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让我得以逃避现实。后来我才开始参加比赛，但在布隆方丹，自行车满足了我不同的需求。圣安德鲁学校是一所混合型学校，由我们寄宿生和每天放学回家的走读生组成。那辆自行车成了我的自由通行证，因为骑着它我可以去拜访那些走读生朋友。周末下午我会去朋友家，我们一起玩电脑游戏或者看电视，直到我必须回去参加晚点名。
我们迎来了第一次一起骑车。
“你知道吗，”后来他对我说，“你骑自行车的样子挺不错的，很有天赋。你显然很热衷，而且还想提高。要不你来跟我们一起训练吧？”
我立刻听进了这番话，感到一阵纯粹的兴奋。
“真的吗？”
金贾说我是天生的。他是行家。那肯定没错。
后来他们会开玩笑说，我骑车时胳膊肘张得那么开，看起来就像马上要开始挥动双臂振翅高飞似的，可当时我并不知道。骑自行车已经让我彻底着迷了。就像鱼儿上了钩一样无法挣脱。
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起初几次，妈妈会把我送到金贾家，晚上再接我回去。后来我们到了这样的地步，他说：“你干脆就在这儿睡吧，明天咱们再干同样的事。”’
接下来，到了妈妈来接我的时候，我会转向金贾说：“可是明天我们有件不能错过的事……”
我会给他一个眼神，他就会说：“哦，对。那件事。”
而妈妈一点儿也没上当，她读懂了我的眼神，笑着说：“好吧，好吧。”
事情就是这样,就这样继续下去。我第一次和他一起骑车是学校放假期间，当时我从南非回家，和金贾以及他的伙伴们一起骑了两次车。从那以后，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直到我每次回家都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待在他的铁皮屋里，和车队在一起。
我们玩得非常开心，早上骑车去拜访金贾的一个亲戚，然后在哪里停下来吃了午饭。我们会见到其他家人，吃些乌伽利(ugali)和苏库马·维基( sukuma)当午餐，然后掉头骑回家。有些骑行路程长达 200 公里，这意味着要在车座上待上八个小时，中途只有一次补给停留。回来后，金贾生活的另一面就开始了——修理自行车来谋生。当地顾客会把自行车送来，他经常让我们帮忙，并教我们如何修理。
这是一门课程，而且他的专业水平远超我的之前所知。就像在市场里，我曾目睹过当地修理工干活，金贾没有那么多钱去支付昂贵的修理费，即便有，当地自行车店也不太可能有需要的那些零件。比如，他不能直接买个新变速器装上。相反，他会自己动手打造金属部件，然后巧妙地装到自行车上。嘿！瞧，这就修好了。
到我十六岁的时候，我在南非上学期间也开始训练了。我攒钱在学校宿舍买了一套滚筒骑行台——一种室内训练器材，我会在上面训练好几个小时。学校也逐渐接受我离开校园去进行较短时间的骑行训练，而我会在周六或周日安排一次五到六个小时的长距离骑行。
每次当我回到金贾那，可以通过在队伍中的排名来检验自己取得了多大的进步。他有着非凡的眼力，能精准判断出你的表现水平以及你的忍耐极限。他知道如何将你推至极限，让你一直保持在那个状态，但他也会让你明白，他随时可以“甩掉”你，把你抛在身后。
金贾说我是个能吃苦的人。也许我们在布隆方丹的苦役把男孩们变成了男人，把受难者变成了坚忍者。
Shandy从来都没有像Rocky那样适应下来。我搬到圣安德鲁斯之后，它还是非常凶猛，一直让母亲很头疼。这两条蛇也在不断长大。它们最新的笼子里面有一个八角形的小木屋，顶部有盖子，前面有一个窄窄的入口。这是它们在笼子里的藏身之处，如果白天想躲起来的话；蟒蛇喜欢避开所有人。不过它们长得太大了，一次只能有一条挤进这个狭窄的窝里。不过它们毕竟是蛇，也没必要制定一个轮流使用的时间表。
在我不在家的时候，我知道要清理笼子，就得有人定期冒险把手伸进去把Rocky和Shandy从窝里弄出来。当时我们的保姆安娜态度明确，她绝不碰蛇。园丁也一样。所以可怜的妈妈就顺理成章地被选中了。
在我离开之前，我曾试图教她一种转移蛇的好办法。
“妈妈，您只要拿块厨房抹布盖住蟒蛇的头，然后抓住它的尾巴把它拎起来，就没事儿了。您不会有事的。”
每当我我打算抓谁，而看到对方心情不好时，我都是这么做。用一块布蒙住它的头，蛇立刻会变得温顺。真可惜对那些督导员不管用。
安娜的担忧当然可以理解。有一次我们在卡伦的一所房子里住着，Rocky不见了。那房子周围植被茂密，花园尽头就是一片森林。我以为它就在附近某个地方。三周过去了，谁也没再见过它。直到有一天，安娜在屋里做饭，另外只有我母亲在家。厨房天花板上有个小通风口，一个开了个洞的电源插座。我不知道Rocky怎么会钻到那里去，但安娜转过身来，Rocky就倒挂在厨房里，头正好与她平视。她直接撞上了它。安娜那惊天动地的尖叫，恐怕在北非的某些地方都能听到。我母亲还以为家里遭贼了，或者有人被绑架了。
当时我还在班达。Rocky可能饿了或者出了什么状况。安娜和我妈妈都没问他是不是饿了。她们把所有的门都关上了，一直关到我放学回家。我只好进去把他抱起来，放回笼子里。
这本应该是安娜和我蟒蛇们故事的结局，但不久之后，她有了一次伟大的英雄时刻。非洲有一种叫“西阿夫”(Siafu)的蚂蚁，堪称一大祸害。你可能正在睡觉，它们就会排成队列爬到你的腿上，然后不可思议的团结一致，它们会同时咬你一口。这种蚂蚁能钻进人的皮肤，以至于很多部落都用它们来缝合伤口。他们把一只西阿夫蚁放在伤口上方，让它咬住撕裂的皮肤，然后把它的身体从头部折断，而它的钳子仍留在皮肤里，把伤口缝合在一起。
这些蚂蚁成群结队地钻进了Rocky和Shandy的笼子，数量之多，几乎就要把它们活活咬死。两条蛇在里面翻滚着，无法控制自己，也无法把蚂蚁从身上弄掉。安娜鼓足了勇气，把一条毛巾盖在蛇身上，迅速把它们抱起来，跑进浴室。接着，她把蛇放进浴缸，放满水，然后开始把蛇身上的蚂蚁刷掉。这两条蛇一如既往地不知感恩，还因为疼痛试图攻击安娜。她完全可以轻轻松松装作没看见，对它们置之不理，但她没有。她不是那种人。她知道我会有多难过。它们从来都不懂得感恩，但Rocky和Shandy能过上这种安逸的生活，全靠妈妈和安娜的爱心。
为了妈妈着想，我决定把Shandy放归大自然，在学校假期结束去机场的路上，我把沙迪放进了内罗毕国家公园。现在家里就剩罗基了，一条蟒蛇要好管理得多，尤其是罗基这条蛇还挺温顺的。我觉得妈妈暗地里留着它是为了留个念想。虽然她永远不会承认这一点。
到这时，Rocky已经长到两米多长，粗得跟成年人的胳膊差不多。它吃鸡，也吃成年兔子。我在家的时候，有时会不小心把笼子的门忘了关，或者没把螺栓扣好，它就会找到办法逃出去。或者我抱着它睡着了，等我醒来，它就不见了踪影，不知爬到哪儿去了。Rocky逃脱过好几次，但要是它在屋里乱跑，我通常很快就能找到它，它总是躲在阴暗或遮蔽的地方。通常是这样……
”克里斯托弗！”
当她叫出我的全名，我就知道有麻烦了。Rocky居然钻进了妈妈的被窝。他正躺在妈妈脸前，享受着她胸膛的温暖。妈妈醒来时正好和Rocky面对面。
“克里斯托弗！把你那该死的蛇给弄回该死的笼子里去！‘’
当时不是提醒她我们关于大喊大叫约定的好时机，我忍不住笑了。
母亲极其宽容。她容忍了那条蛇，也欣赏我为养家糊口而不懈努力。在家的时候，我会在去恩贡山的路上设陷阱。如果看到老鼠在路面上跑过，我们会停下来，暂时跟着他们的视线，因为它们通常沿着特定的路线跑。如果发现路线，我会在那里设个陷阱，第二天再回来查看。有时我甚至能抓到象鼩，这种小啮齿动物跳跃的方式和袋鼠很像。它们名字中的“象”字源于它们鼻子的长度，有点像迷你版的象鼻。但相似之处仅此而已，它们体型很小，对蟒蛇来说算不上一顿美餐。
最终，Rocky不断长大，直到它大到自制的最大的围栏也容不下它了。在我上学期间，我哥哥杰里米陪着母亲，把Rocky放归到了附近国家保护区的一片森林里。那里是适合它生存的栖息地。到那时，它已经长得太大，鹰和鸢都奈何不了它，而且也大到母亲再也不会在床上醒来时发现它了。
诺兹把我带到约翰内斯堡的汽车站，把我送上开往布隆方丹的巴士。期中假结束了，又得回劳改营了。这辆巴士破旧不堪，即便在路况最好的时候，这趟旅程也够漫长的。当我们终于摇摇晃晃地抵达布隆方丹时，时钟已快指向午夜。我们晚点了五个小时。自由州此时已深陷寒冬，尽管这次我比初次体验布隆方丹的寒冷时准备得更充分些，可我还是冻得够呛。
学校离这儿有好几公里远。我的行李放在一个又大又重的老式皮箱里。我得雇几个搬运工或者夏尔巴人才能把它搬的动它。学校寄宿的负责人本该几个小时前就在车站接我的，可现在却不见踪影。我找了个公用电话。然后我决定打个电话。
”诺兹，是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怎么了？”
“我在布隆方丹的汽车站。天气很冷，我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了,负责人还没有来接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就在那等着，克里斯。”
诺兹拿起电话，狠狠的训斥了我那南非裔的舍监，语气严厉的像在读训令。虽然没有听到具体的内容，但从舍监穿着睡衣冲进车站时的尖叫，我能猜到他肯定被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他只被满腔怒火所驱使，几乎把我和我的行李箱扔进了车里。到了宿舍，他像把一个难缠的犯人扔进监狱的禁闭室一样，粗暴地把我拖了进去。他那粗暴劲儿，正是那种南非裔教师特有的肌肉发达的粗暴。
“要是你再去找你父亲，跟他说我没做这没做那……”
没过多久，诺兹来到布隆方丹，我把发生的事告诉了他。
“我不会把你留在这儿的。”诺兹说道。
他去找校长，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校长听了我的遭遇，并没有太动容。显然他没有给诺兹想要的答复。
诺兹说：“好，我要把他带回约翰内斯堡。”
就这样，我们离开了。事情解决得非常简单。
时机正好。生意开始有了起色，诺兹现在能供我上更好的学校，于是他给我找了一所叫做圣约翰学校的学校。
这个新地方更贵些，不过即便我住的是寄宿公寓，价格也不低，但学校的费用还是比希尔克雷斯特低。我喜欢诺兹离家只有 45 分钟车程，而且大多数周末我都能回家。
圣约翰学校给人的感觉就像五星级豪华酒店一样。宿舍里房间没有门，但每个小隔间都有自己的床铺。一人一间小隔间，这让我大为惊叹。
一位女舍监带我们参观了寄宿宿舍。每张床上都铺着羽绒被，看上去乱糟糟的，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里面有个男孩睡过头了，没赶上吃早饭，还在床上呢！
女舍监说道：“快点，布拉德利，从床上起来，现在得去上学了。穿上衣服，赶紧的”
我惊掉了下巴。她让上学看起来像是一种选择。对布拉德利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那一刻我就知道，我能在那里生活并且快乐，这让我对布隆方丹的感觉好了很多。除了在圣安德鲁斯学校结识了很多不错的男生，要是没去那所学校，我也许不会这么珍惜我现在的地方。
先是在圣安德鲁斯，如今在圣约翰，我常常给妈妈写信。也许她注意到了我的变化。蝴蝶、小兔子、蛇和啮小动物再也无法让我着迷了——它们太遥远，已经不再是我的执念。我甚至一度热衷于收集蝎子，但圣约翰斯那温和的氛围似乎与这种爱好格格不入。
对我来说，最令人兴奋的消息是圣约翰有一个自行车俱乐部。我的特技自行车和我的后轮骑的把戏似乎成了该收起来的儿童游戏，应该收起来了。圣约翰学院把骑自行车视为一种文化活动，每周五下午都会组织团队骑行数小时。马特·贝克特
(Matt Beckett )负责这项活动，他那两条粗壮结实的大腿让我们其他人羡慕不已。马特后来成了我一生的朋友。
每逢周五，我都会骑着那辆旧超市山地车跟着俱乐部的成员一起骑行。大多数人都骑着专业的公路赛车，我几乎跟不上大伙儿的速度，但是……我乐在其中。
疯狂地。
深深地。
完全地。
马特说，周五的骑行是为了准备一场我们都将参加的比赛。我也是那个”我们“当中的一个。我的脑海里全是这件事。不骑车的时候，我的双腿肌肉就渴望着踏板的陪伴，渴望着爬坡时的痛苦和追赶上去时那种令人兴奋的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
正式来说，我现在正在为一场比赛进行训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