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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凌晨五点，天还黑着。黎明仍只是个承诺。气温在零度以下，我朝着学校医务室走去。我穿着骑行服，背着装头盔的包，浑身直打哆嗦。

此刻我悠然地走着，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头脑清醒一下。到了之后，我解锁了我的Colnago，走进去学校。然后像克拉克·肯特变身超人那样，瞬间换上骑行装备。

在黑暗中离开学校很容易，但在人多的时候再进去可就难多了，就像科尔蒂茨集中营的越狱行动一样。我通常在早餐高峰期的时候尝试返回学校。但现在寒冷让我冻得发青。我的双手紧紧握住熟悉的Colnago自行车把手。我讨厌寒冷，非常讨厌。我戴着薄薄的校服手套。这是我唯一向常识妥协的地方。校服手套比我的无指骑行手套暖和。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没有设备能测量出戴校服手套和戴骑行手套时手指冷的程度有什么不同。我冻得麻木了，根本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比这更冷。每个冬天的早晨，我都是这样骑车出门，只穿骑行短裤和短袖上衣。没有长袖骑行服。没有骑行马甲。没有臂套腿套。偶尔，我会在手上套上塑料袋，然后再戴上学校发的羊毛手套。我想因纽特人应该不会这么做。它们能让我暖和六十秒左右。

每天清晨五点，我都这在样冰冷地黑暗中离开学校。马特也是五点从家里出发。他是走读生，而我是住校生。我骑车前往马特家，他则骑车来学校。我们相遇后，便一同在渐亮的晨光中全力骑行。我们彼此竞争。如果早上相遇时离马特家比离学校近，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荣耀。如果在相遇时离圣约翰学校更近，那就是他小小的胜利。有时我会在四点五十分离开学校，就为了戏弄他一下。

黑暗的道路空寂而神秘。清晨的宁静只被偶尔的鸟鸣声和运送工人去上班的小货车声打破，车上的男人们在平板车里神情木然、昏昏欲睡，身子随着山势倾斜，仿佛随时都会跌落下来。

骑行途中，风迎面吹来，断断续续的推搡着我们。我的嘴唇因寒冷而干裂。骑车时，风就像变脸似的。我不喜欢下坡进入低洼处，因为积聚在底部的冷空气会让我们更冷。就像被冻霜浸湿了一样。骑过桥或溪流时，风更强劲，把我们吹得摇摇晃晃。我沿着长长的黑漆漆的山坡颤抖着溜下去。我疯狂的空踩冲下坡，因为蹬车的动作能让我暖和些。通常，如果太阳在帮我，我会找些山坡。但清晨的山坡却是个单相思的对象。下坡时的风对我很不友好。有时我甚至会捏住下刹车，好让自己再蹬几下才能继续前行。

这便是爱啊。每一处酸痛，每一丝寒意。我和我的Colnago自行车，还有这些山丘。在爱情里，人人都会心痛。如果你真心热爱山丘和自行车，那也会痛。

生活编织成了一幅奇异的挂毯。圣约翰学院的走廊和金贾家那令人喜爱的混乱场景是我告别童年时光后生命中两条重要的经线。在金贾家以及和其他伙伴，自行车是我们所有人紧密相连的生活必需品。而在圣约翰学院，自行车则是反叛和逃离的工具，属于小众爱好。

在圣约翰，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信仰。我喜欢橄榄球，但并非虔诚到那种程度。不过学校对这项运动却相当严格。橄榄球。然后是板球。如果你不打橄榄球，那么你至少要有某种其他形式地参与。每逢周末学校的一队比赛时，你得去观众席观看。你还要参与那种特殊的学校加油助威或战斗呐喊仪式。这并非自愿的。就像征兵一样，没有逃避的余地。

马特和我是两个最狂热的自行车运动倡导者。这使我们成了局外人。我们不是酷孩子，甚至不在受欢迎群体的圈子内。我们不跟运动健将或大块头的橄榄球运动员混在一起。我和我的朋友们是一个小而无害的亚文化群体。我们既不是书呆子，也不是捣蛋鬼。我们悄无声息地存在。

有一天，我们紧跟在校长身后，他正大步从一栋楼走向另一栋楼。他本就事务缠身，实在抽不出时间专门和我们这群骑车的人开会。我们恳请他理解骑车训练对大量时间的特殊要求。它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

“如果我们能获准不去为橄榄球队加油助威，如果我们能得到您的特别许可，那对我们来说真是帮了大忙了。”

“先生们，我不能任由人们随便来这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这儿有学校体育活动，它们优先。生活就是这样。”

不过，自从我们的新舍监艾伦·莱恩加入后，骑车的生活就好过多了。他对我在早餐时间中途赶到，然后在一张坐满了人的餐桌旁坐下，毫不在意。一位善解人意的朋友已经把我的早餐端了下来，放在了我的位置上。我满头大汗，露了馅，但艾伦是个骑行爱好者，对此视而不见。

买下那辆闪闪发光的意大利Colnago自行车，促使我更加努力，以匹配这辆自行车的美。我和马特都加入了当地的“超级 C 自行车学院”，学院是以“超级 C”能量饮料命名的。这是我们第一次成为正式车队的一员。

另一个初中男生的父亲设法弄到了一些赞助资金，并达成了一项支持该学院的协议。当时我和马特竞争很激烈，而他已达到了我渴望达到的水平。马特天生就是骑自行车的料。他大腿粗壮，上身精瘦，怎么看怎么像是个真正的车手。我只有上身瘦，和我的整体体型匹配。我的骑行之路就像一个侦探面对一个棘手的案子。我知道自己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只是怎么解决才是难题。

超级 C 自行车学院的设施相当简陋。我们和来自不同背景的年轻人一起骑行，其中包括几个说南非荷兰语的孩子。我们的人数足够组成 A 队和 B 队。随后我们连续两年参加了南非全国青少年巡回赛。比赛在姆普马兰加省的厄尔梅洛举行（现在依然如此）。青少年巡回赛每年都会让我们感到自惭形秽。对我来说，这更是我离领先者还差多远的铁证。大多数赛段都是平路，到终点时，我们甚至都看不到领先者的身影。我会被甩掉。大多数队员都会被甩掉。我们毫无进展，我就会想到自己还需要多么努力地训练。

我意识到自己进入这项运动的时间相对较晚，十三岁才开始真正骑车，要想追上那些领先者，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还要经历很多成长。不过这对我来说没问题：我知道我是在为长远目标而骑行。

我们当时还只是孩子。我记得在起跑线前等待时，看到其他一些选手有着粗壮的大腿和浓密的胡须，心里害怕极了。我那时甚至还没开始刮胡子。

尤其是团队计时赛那天，我们早上起床时就感到紧张不安，然后一整天地比赛要让我们证明了自己确实有紧张的理由。那天，我们六个人试图协调一致，可实际上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没有任何确切的信息来消除我们的无知。

我们就像从战壕里冲出来的工兵，一头扎进无人区。在团队计时赛中，你们要作为一个小组共同对抗计时器，轮流在小车队的最前面骑行，以便让其他队友在后方的尾流中节省体力，理论上是这样的。然而对我们来说，经常是有人骑得太猛，把其他人甩在后面。在最初的几公里，我们队里就掉了好几个人，大家总是掉队。偶尔有人想证明自己，拼命骑，直到累得从自行车上摔下来。

我就是那种总是坚持到最后一刻的车手。这纯粹是顽固的执拗，硬是挺过了那些痛苦。但其实我更享受计时赛的日子，而非公路赛段。计时赛有更多的事情可做，我也喜欢那种难以预料的比赛态势。除了要磨练一些战术技巧，还要承受很大的痛苦。我竭尽全力坚持下去，因为痛苦意味着学习。

马特骑了好几年车，但最终还是被那些微小的痛苦逼退了。当骑行开始让他感到痛苦时，他发现自己对这项运动的热爱已不再那么强烈。他这样想是明智的。他轻松认定了职业骑车不适合自己。而我呢，却在痛苦中找到了某种慰藉。不仅如此，我还发现痛苦能带来满足感，苦难能带来快乐。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发喜欢独自一人，挑战自己，在七八个小时的极限疲劳中坚持下去。

我在南非上学期间，母亲独自一人留在内罗毕。不过，她每周都会在恩贡路的一家诊所定期做理疗工作，还和金贾保持着联系。实际上，情况不止如此。母亲几乎成了“游猎雄狮队”的一员，充当着按摩师或后勤的角色；她随时准备提供帮助，尤其是在比赛或训练骑行期间。金贾和团队比赛时都没有后勤保障车，所以母亲会开着车跟在后面作为支援车，事先买好很多香蕉和水。即便我不在，她也会这么做。

她从未向我透露过自己参与的程度有多深，直到多年以后我才得知她为他们做了那么多事。比如，她常常开着满载着玉米粉、几罐吉百利热巧克力和一些糖的车前往马亚伊希。玉米粉用来给队员们做乌伽利，其他东西则加到孩子们的鳄梨酱里。就这样，她照顾着他们，他们也因此而喜爱她。

也许她的参与是为了与我保持某种联系，毕竟我不在身边，但她也看到了金贾那简陋的小屋，以及路上的生活，并不只是关于自行车的事情。它更像是打开了世界的大门。对于游猎雄狮车队来说，世界的花鼓就是金贾的家。他们的每个个人旅程就像车轮的辐条，向外辐射。

教一个男孩骑车、训练的纪律以及自我克制，把他引上一个他自己可能永远不会梦想过，甚至无法单独实现的自我实现之路。这给了他一种前所未有的可能性感。那些像我一样进出金贾家门的孩子们，可能永远不会有机会进入一所顶尖大学，或改变世界。但他们可以努力做到最好的自己，即使不能成为最棒的，至少可以挖掘出自己最强的潜力。他们可以一路前行，直到找到自己能力的极限，而不受种族或阶级的限制。妈妈看到了这一点。她看到了其中的乐趣、骄傲和纪律，这些正是金贾每天送给我们的礼物。

我觉得母亲从未梦想过看到我长大后系着领带、穿着定制西装，提着公文包，从事一份或许能让我有朝一日成为高级副总裁的工作。即便她有过这样的想法，也从未将这种愿景强加给我。从Rocky和Shandy，到我后来对自行车的痴迷，只要我是个正直的人，她更希望我过得开心。她鼓励我和兄弟们保持独立，而她对这个世界的无限多样性有着比大多数人更强烈的热爱和珍惜。

她一直喜欢从卡伦、朗加塔和内罗毕这个中心地带向外旅行。游猎雄狮车队比赛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她的这一爱好，但我的离开让她去裂谷或高地探险时，却不能带上她的探险伙伴。不过她也喜欢海岸。如果杰里米和乔诺从英国回来，我会设法从南非赶回来，妈妈也会请假，然后我们就会前往迪亚尼海滩，那里紧邻印度洋。

这些旅行算是额外的福利。我在南非的时候，每年至少会回肯尼亚一次，过长长地暑假，但那些日子和夜晚主要是和金贾以及团队一起骑车度过的。不过，一般来说，在南非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每年都能回家不止一次。当然，买机票是个难题。诺兹每年能给我弄一张往返票，但第二次旅行费用高昂，我也得自己出一部分钱。

结果发现，解决办法就在我身上。在约翰内斯堡上学时，我养成了一个至今仍保留的习惯，那就是穿基科伊(kikoys)。基科伊是肯尼亚人穿的一种色彩鲜艳的裹身布裙，在内罗毕不怎么常见，但在沿海地区很流行。在圣约翰学院，我的基科伊引起了同学们的好奇，甚至还有些羡慕。我成了这种服装的活广告，可惜在约翰内斯堡买不到。这座城市急需要一家基科伊服装店。

有一次我和妈妈还有兄弟们去蒙巴萨旅行，我买了二十到二十五公斤的这种东西。蒙巴萨的基科伊每条卖 200 先令，约合 1.5 英镑。回到约翰内斯堡后，我在圣约翰的时尚达人们中间以每条 100 兰特的价格出售，约合 7 英镑。我得卖掉大约一百条才能支付得起机票钱。

然后，问题就来了。要把这么多的基科伊带回约翰内斯堡，就意味着我自己带不了多少衣服。来回运送自行车已经够麻烦的了，所以最后我只带了装满商品的袋子和我的自行车。

圣约翰学院的寄宿生中，有品位的人不够多，买不光我带来的全部基科伊披肩，但我还是坚持着自己的商业计划。我向和诺兹一起在办公室工作的员工们推销。有些人觉得我可怜，就买了；有些人看起来似乎是真的喜欢，也买了。还有几个当地工人觉得穿上它们可能会看起来不错，也买了。搞定。

我丰富了产品种类，引进了用基科伊布料制成的裤子和手提包。我去了位于米德兰购物中心的一个跳蚤市场，那里有一个手工艺品市场，我申请了一个摊位，在一张可折叠的桌子上摆了起来。周末比赛结束后，我会直接去经营我的基科伊生意。有些人喜欢基科伊，而另一些人则觉得它们有点古怪，但我还是招揽到了足够的顾客，卖掉了四分之三的存货，不仅赚回了机票钱，还多赚了一点买自行车零件的钱。

出于省钱，反倒让我更加珍惜我们去海边的特别之旅。妈妈盼望着能和她的三个儿子——两个会计师和一个爱做白日梦的家伙——一起出游。我和哥哥们也很喜欢这样的时光，因为我们平时很少有机会能一起待这么久。妈妈总是让我一大早就陪她去海滩练瑜伽。她总说瑜伽对我有好处。我对此将信将疑。我望着黎明的天空渐渐亮起来，紧张地等着熟人从我们身边走过，他们会偷偷地打量着在海浪边伸展身体的我和妈妈，然后窃笑着走开。

他们可能会把我红透的脸错当成日出，但妈妈从不在乎别人怎么想。要是我们都在海滩酒吧或咖啡馆里喝点东西或吃点东西，恰好播放起她喜欢的音乐，她就会起身跳舞。她的三个勇敢的儿子则会盯着餐具看，仿佛不认识她似的。我觉得这反倒增添了她享受那些时刻的乐趣。

妈妈跳舞。在迪亚尼海滩上做瑜伽。三个儿子。这些事都深深地印在我的非洲记忆里。

金贾让我相信，一旦我的身体发育成熟，如何成为一名全职自行车手的谜团就会迎刃而解。我只需按照同样的方式继续训练。只要我花时间在自行车上，自行车就会赋予我的双腿力量。

这是个明智的做法。我无法强迫肌肉生长。我需要更多地踩踏。金贾总是鼓励我用高踏频蹬踏，而不是用大齿比费力蹬踏。到我十六岁时，我除了继续在黎明前和马特一起在寒冷的街道上骑行外，还在房间里用滚轮骑行。下午晚些时候或傍晚，我和马特常常假装去打壁球（学校认可的活动），然后再次偷偷消失出去下一轮骑行训练。我仍然经常和金贾保持联系，向他汇报我的进展，并向他询问更具体的问题，比如用哪种齿比最好，理想的踏频应该是多少。

2002 年环法自行车赛，我看得目瞪口呆。那是我第一次观看环法自行车赛。伊万·巴索(Ivan Basso)和兰斯·阿姆斯特朗(Lance Armstrong)在山地赛段的对决，就像一战时期两位王牌飞行员之间的激烈空战。直到后来得知巴索成功的背后有着不光彩的药物秘密，我对他的崇拜之情才渐渐消退。那种被背叛的感觉，你永远都无法释怀。巴索是我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自行车赛场上的偶像。

大约就在那时，我结识了罗比·尼尔森。罗比是个身兼数职的人。他本职是一名律师，但对自行车运动和竞技充满热情。他在约翰内斯堡开办了一所名为“Hi-Q 超级自行车学院”的青少年自行车学院（Hi-Q 是一家汽车维修连锁店）。我们的相遇恰逢其时。我开始意识到，那种通常有几千人参加的典型南非娱乐性自行车赛，对于在环法自行车赛的顶级舞台上立足而言，准备得远远不够。

金贾和我仍在交流想法和训练理念，不过罗比也加入了我们的讨论。周末时，我们常常一起度过漫长的下午，探讨训练思路。我逐渐意识到，我之前参加的那些有趣比赛中的社交元素，在如今每周都要花上好几个小时进行的集体骑行训练中也能找到些许踪迹。尽管这么说听起来有些刻苦，但集体骑行总是倾向于最低的共同标准。无论意愿如何，集体中最强骑手的能力和愿望通常都会受到最弱骑手的限制。最弱的那个人可能真的在全力以赴地骑行，而最强的那个人可能也觉得自己在全力以赴。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他内心深处总会有某个部分是无法触及的。

出于这些原因，从那时起我更多地独自骑行。这并非苦差事，但我确实想念马特的陪伴，想念在迈亚伊希高地与金贾和伙伴们一起度过的欢乐时光。罗比和我制定了一套训练计划，让我开始感觉身体更强壮、更轻盈。我渴望在另一个大陆的条件下变得更好；我想要成为能一名擅长漫长史诗般赛事的车手，而不是像在南非那样只参加平坦的短途比赛。我需要在骑行 200 公里后仍能保持良好状态；不是像短跑运动员那样在那之后爆发力尽失，而是要足够强壮有力，能跟上大部队完赛。我需要养成像欧洲车手那样的骑行习惯。

这成了我的一种执念。我开始进行疯狂的骑行。我会把自行车推出门，拼命地骑，努力保持同样的输出功率，直到六个小时后才回来。

那种偏执限制了我的训练伙伴选择，即便我想要找个伴儿也不行。我再也不能和大伙儿一起训练了，不能跟着他们骑上五六个小时的基础训练路程，不能在下坡时轻松滑行，也不能在咖啡店悠闲地休息。我还是要骑同样的距离，但速度必须从头到尾保持一致（而且也越来越难受）。这种执念让我到了连水都不停的地步，觉得要是去加油站给水壶加水，身体就会有时间恢复。我想让身体学会在不减速的情况下恢复和坚持下去。

我在车座下方装了一个计时赛水壶架，这样就能在那里多放两个水壶。我在自行车前部绑了一个小冷藏包，里面也装着水壶。我每小时至少要喝一瓶水，所以一次最多会在车上带六个水壶。我还会带上食物，骑行时定时吃东西——但早餐就不吃了。

我设法弄到了一台二手功率计，这成了训练时非常有用的工具。罗比对依据功率和功率体重比进行训练做了大量研究。我把自己的数据告诉他，我们算出了在五到六小时的骑行中我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功率数值。我们的目标是 240 瓦。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个数值已经很有挑战性。即便多年后在天空车队(Team Sky)，这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每周进行三次这样的训练，而在两次训练之间，我会放轻松一些，或者进行时间短、强度大、节奏快的训练。有些日子我会多爬爬坡。爬坡对我来说不算什么难事。在进行长时间训练时，我会尽量给自己规划一条平坦的路线，因为这样更容易保持功率的稳定。如果路线起伏很大，我就会在下坡时拼命蹬车以保持功率，而在上坡时则会放松一些，因为爬坡本身就很费力了。

那时的我，身处约翰内斯堡喧嚣之外的某个地方，就像漫画里的人物在豪登省疾驰，双腿仿佛置身地狱，而思绪却飘向云端。最初的九十分钟还算能忍受。之后，疼痛便开始啃噬起来。每逢稍有下坡，双腿就会提出抗议，要求放松一下，哪怕只是片刻，好让身体补充些能量。但大脑必须战胜这些念头，让骑行继续下去。不停地蹬，不停地蹬。

六个小时结束时，疼痛已如尖叫般存在。最后的三十分钟是最强烈的诱惑，也是最值得骄傲的胜利。我已经坚持了五个小时半。或许我可以慢慢骑回家？稍微放松一下？我已经付出了努力，也感受到了痛苦。我肯定已经赢得了“假释”吧？但我的大脑必须让身体保持诚实。从痛苦中获得快感的那个部分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再坚持最后的半小时。做了这么多，绝不能功亏一篑。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当我即将结束时，我的身体触发了肾上腺素开关，我有了最后一搏的力量。更快，更快，痛苦消失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能看出当时的疯狂，但我喜欢那样。那是必要的，是净化和转变。就我对训练的基本态度而言，到现在也变化不大。

大多数时候，我会从米德兰特出发，当时我和诺兹、珍住在那里。那时我已经从圣约翰中学毕业，正在上大学前的休整期，也是在为步入现实社会做准备。我会骑着摩托车向东驶去。遇到应该减速的停车标志，我却会直接冲过去，甚至都不看一眼路上的车辆。我感觉自己刀枪不入。保持功率的欲望压倒了其他一切顾虑。我像古代的制图师一样仔细研究地图，设计出全是左转弯的路线。遇到不帮忙的红灯，我可以左转而不用穿过车流。我设计了一条三角形的路线，简直完美。全是左转弯，然后再直着回来；东和西是我行驶的两个方向。左转。左转。左转。简单的导航。

在那个年纪，那可是很大地负荷，但耐力才是致胜的关键。罗比和我探讨了其中的科学原理，以及我们怎样才能促进腿部血液循环，帮助排除乳酸。我们的理论是，身体必须形成一个更灵活、更流畅的氧气输送系统。

要是当时就知道就好了，多年后我在天空车队（Team Sky）做的正是这类工作。蒂姆·凯里森（Tim Kerrison），天空车队未来的表现主管，也是车队的科学专家，给这类骑行起了个名字：SAP 骑行，或者 SAP 间歇训练。即持续有氧功率(Sustained Aerobic Power)训练。这类骑行基本上是低碳水化合物骑行，我们早上不吃早餐就上路，但在第一个小时内就开始补充能量。我们让身体学会更多地燃烧脂肪作为燃料，骑行结束后会把功率数据通过电子邮件发给蒂姆。

现在回想起来，我感到十分惊讶。我和罗比当时做的那些事，其实和现在做的完全一样。我们当时并没有给它起名字，甚至都不太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我们知道这很有效，因为我当时反应良好。在弄清楚这到底是什么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它很好了。

金贾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他教了我很多东西，但其中有一条品质始终贯穿于他的教育，那就是一种立场。那就是永远不要向现实世界举手投降。你可能实力悬殊，寡不敌众，但绝不能放弃。为梦想而战。

从圣约翰学院毕业后，我明白如果不得不放弃，那也得等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得把路走到尽头，把自己逼到墙角。大学同意再给我一年时间，但不能再多了。我报名在约翰内斯堡大学攻读经济学。大学生活的低谷几年应该不会要了我的命。我打算尽可能多地自学（或者说自虐）骑车。只要把握好平衡，拿个学位的同时，成为职业自行车手的梦想也不会破灭。

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被会计师事务所挖走的风险，我把头发留得又长又乱，戴着手镯，穿着麻布衣服和基科伊做的衣服，开着一辆破旧的白色大众高尔夫汽车到处跑，车窗贴着银色的膜。这种车只有骑自行车的人才会喜欢。

我曾以一种非常具体且专注的方式研究自行车运动：我研究自己的骑行情况以及如何变得更强、更快。在罗比和金贾的指导下，我对每一次骑行的每一项数据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仅此而已。我想成为欧洲的职业自行车手，但对那里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车手们在每年在不参加环法自行车赛的十一个月间都在做些什么。

我开始参加肯尼亚的一些地方赛事，并且从肯尼亚自行车联盟那里获得了参赛许可证，当时是金贾把我介绍给他们的。那时他和联盟的关系还算不错，但我已经从他那里了解到这个组织的种种弊端，也知道那些西装革履的人不会给我提供任何帮助。那些当权者似乎非常抗拒用资金和设施来扶持这个国家最优秀的自行车手实现梦想。

我也在南非参加过比赛。在我二十岁那年，我为我们的 Hi-Q 超级自行车学院参加了二十场比赛，首战是 2005 年 1 月在约翰内斯堡鲁德普特举行的伯格恩代尔(Berge en Dale Classic)经典赛。从一开始，我的骑行表现还算不错，但并不惊艳。在 105 公里的伯格恩代尔经典赛中，我最终排名在前半段。这种比赛的模式也逐渐显现。在这些距离适中且道路平坦的比赛中，没有人会觉得自己吃力。我的拿手好戏是在艰难时刻坚持得最久，但这些比赛并不适合这种风格。

不过，那一年我还是初次领略了大赛的风采。八月下旬，我们前往毛里求斯参加“环毛里求斯”。在自行车运动的宏大版图中，这并非一场特别重要的赛事。如果别人在你的成就清单上看到它，没有人会倒吸一口气。但对我而言，这却是一个里程碑，是我第一次在海外骑行。

这次环岛赛有几个实力一般的选手参加，也有几座小山。第二天我们比赛路线是前往库尔皮普。这天的路程不算特别长，但通往特鲁阿克塞夫斯死火山的路海拔大约有 2000 英尺的爬升。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在爬坡时我从大部队中脱颖而出。

我赢得了这一赛段。

这点小小的荣耀，也许只会在报纸的最后几页写上短短的一段，成为记录簿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条目。这并不会颠覆游戏规则，但它让我相信我能够进入这个竞技场。不管我做的是什么，都是有用的。

2005 年转眼就到了 2006 年，我的青少年时代结束了，而且我已经取得了一点小小的成就。我不知道通往欧洲赛场的大门在哪里，但我决心继续摸索着寻找。也许 2006 年会更加辉煌。

当2005年翻过最后一页，进入2006年时，我的青少年岁月已经过去，而且取得了一些小小成就。我不知道通往欧洲赛场的大门在哪里，但我下定决心继续摸索找寻下去，也许 2006 年会更加辉煌。

全是喜剧。

结果这一年就像三幕剧。

全是喜剧。